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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陈端洪所说的人民作为宪法权利主体和臣民而存在的状态。

（3）难以识别是否经过修改的视听资料。原有证据制度的各种问题总体上可归结为，整体上将行政复议定位为行政性机制，过于强调效率价值，遮蔽了人民的公正性诉求。

行政复议期间，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申请人、被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向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保全证据，行政复议委员会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二是防止审判人员先入为主、未审先判。针对目前行政复议证据制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根据相关学理和现实社会背景，提出如下修改的方向和原则。对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复议机关不能照单全收，而应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行政程序的证明标准不能过于严苛，那样会增加行政机关的运行成本，但行政程序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过于宽松，那样行政行为中的主观恣意就可能增加。

行政复议的证明标准同样如此。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均未在总则部分规定审核证据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是宪法创设的，而是中国人民在历史的过程中创设的，宪法不过以全国各族人民的口吻宣告了、护卫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原则而已。

在大陆公法学界，关于修宪模式的讨论主要关注点之一在于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多数宪法学者对频繁修宪这样一种宪法变迁的方式保持了相当的批判态度，其本质性的关注点在于避免宪法修改沦为政治决策这样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命运。1. 修宪与制宪的相对化观察宪法变迁与宪政实践，制宪与修宪的分野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泾谓分明，而一次完成宪改或是分阶段渐进完成宪改，其间的区别已渐趋模糊，遂于此产生了制宪与修宪相对化的现象。这个危机的一个表征便是——代表者修宪与人民修宪之间的隔阂。[[27]] Heinrich Comes, Der rechtsfreie Raum: Zur Frage der Normativen Grenzen des. Rechts,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76, S.19ff..[[28]] 许宗力：《宪法违宪乎？——评释字第四九九号解释》，《月旦法学》（台湾）2000年第60期，第147页。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68]] 常安：《摸着石头过河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革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宪法变迁》，《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

首先，宪法文本的变化，尤其修宪文本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为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资料佐证。[[64]]2 渐进修宪抑或试错式修宪？诚如夏勇所言，1982年宪法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宪法中规定不规定经济制度和地方权限，并不能改变改革宪法的属性，更何况，宪法中规定不规定经济制度和地方权限本就是和现行宪法根本架构相悖的一种理论假设，即使现在全面清除也并不现实。[[54]] 这说明关于宪法修改的建议权是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垄断的，修宪权的主体事实上为中国共产党。[[38]] 黄俊荣：《民主转型与宪法变迁》，元照出版社（台湾），2003年，第30页。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修改。[[71]] 黄俊荣、张文贞，《路径相依或制度选择？——论民主转型与宪法变迁的模式》，《问题与研究》（台湾）2006年第6期，第25页。[[58]] 这样一来，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可以经由政治权力通过自由契约而逐渐采购所有生产手段，甚至不需要改变法律的任何一段话就可产生，反之亦然。

化用日常语言表述，我们有所谓的合法的但不合理的说法。他首先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在Coleman v. Miller案[[21]]和Goldwater v. Carter案[[22]]中的判决理由是错误的。

宪法修改的界限除了体现出修宪模式的某种特征外还附加了一定的制度功能。[[19]] 3．托马斯·库利的观点美国宪法学家托马斯·库利（Thomas M. Cooley）认为美国宪法第5条实际上既为宪法修改设定了程序性限制又为宪法修改设定了实体性的限制。

依照此种观点，即使宪法有禁止修改的地方亦可成为修宪的对象。[[62]] 复决权的本质是给予人民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去决定一部法律的通过与否。5．台湾大法官释字第499号解释的观点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在释字第499号解释问中明文宣示：宪法条文中，诸如：第一条所树立之民主共和国原则、第二条国民主权原则、第二章保障人民权利、以及有关权力分立与制衡之原则，具有本质之重要性，亦为宪法整体基本原则之所在。按照王世杰、钱端升先生对世界各国复决形式的研究，复决权分为制宪复决（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与立法的复决（Legislative Referendum），制宪复决即对于议会或其他制宪团体所通过的宪法案或宪法修正案的复决。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4]]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334. [[45]]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我国宪法对经济制度的规定受到前苏联宪法模式的影响，把经济制度的规定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公开确认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明确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把经济制度中最基本的内容都规定到宪法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把经济制度中最基本的内容都规定到宪法之中。既然对普通法律的立、改、废并不存在界限，那么对于宪法的修改也无所谓当然的限制。

[[36]] 殷啸虎、李莉：《宪法序言的功能与效力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从经济体制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着石子过河，而不是预先设计一揽子改革方针然后按图索骥，由此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变革与成文宪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弥合或者消解这种紧张关系，对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条款的修改便成为一种当然的选择。综合比较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修宪模式思潮，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在相互博弈和较量：人大渐进式修宪模式、一次修宪模式、阶段式修宪公民参享模式。

再次我们可以把成文宪法的这种政治智慧称为借尸还魂, 即借宪法的躯壳还人民之魂灵。转引自强世功：《一党宪政国——中国宪政模式？》， 《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所以，在我国长期政治生活中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影响我国政治制度变迁宪法事实，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被认真对待。作者简介：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学原理、比较宪法、地方制度。

或者, 当现有诸州三分之二的州议会提出请求时,国会应召集修宪大会,以上两种修正案,如经诸州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或四分之三的州修宪大会批准时,即成为本宪法之一部分而发生全部效力,至于采用那一种批准方式,则由国会议决。国家为了使宪法与法律相一致而修宪。

以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和第13自然段为例，我们可以看到1982年宪法第7自然段规定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原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事实上关于国家主席的存废之争反映了党内政经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

在许多场合，虽然多数的人民认定宪法应该修改，但宪法却在超多数决才能修改的设计下，使未受超多数人民支持的民意无法左右宪法的内容。[[37]] 李晓兵：《法国宪法委员会1971年结社自由案评析——法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乎？》，《厦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18辑。

[[68]] 规范宪法学极力将中国现实中还不规范的权力拉入宪法规范的制约中，营造宪政的良好氛围。而成文宪法作为人民的根本意志将永久性地存在, 用来约束政府。所谓制宪文本系指制宪权作为一种原生性权力运行之后所产生的最为根本规范的文本，所谓修宪文本是经由宪法修改而产生的宪法文本。在其视野中，法律是规则的统一体，作为事实存在的承认规则是规则之法律效力的判准，法律的有效性由承认规则或经它认可的道德原则来鉴定。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 年。第5条还规定了宪法修改的界限：（1）1908以前可能制定之修正案,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修改宪法第1条第九款之第一、第四两项。

[[21]] Coleman v. Miller, 307 U.S. 433 (1939)[[22]] Goldwater v. Carter, 444 U.S. 996, 1002-03 (1979) [[23]] 举凡两院议员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认为必要时,国会应提出对本宪法的修正案。究其原因，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对于宪法修改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以南非共和国为代表的国家则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通过宪法的自我更新从实质上逐渐变更了宪法的威权特征完成了民主化转型，以此种阶段性制宪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变迁避免了短时期内国内法律秩序的混乱与阵痛表现出和平主义的特征。民主宪政体制下，政党政治对宪法修改的运行的影响不仅是一个政经力量对比的展现，也是一个利益诉求博弈与妥协的过程，但是，宪政体制所要求的人民主权原则又要求人民对于宪法的修改的主动与积极。